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实行扁平化和网格化管理。

但是，实践中改革发展需要论证的主要问题是，过于侧重强调改革的必要性，而忽视论证试点的必要性。[26]如此灵活的解释方案，缺乏一定的说服力，甚至可能给人留下宪法解释充满恣意的印象。

六、结语 人大授权改革试点制度，无疑为转型中国从事实型改革到法理型改革提供了伟大契机，为改革与法治的冲突解决提供了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制度范本。（一）授权决定的多重实践形态 2015年全国人大修订《立法法》，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改革试点的实践提供了明确的合法性支撑。[69]结合速裁程序试点的特质与目标，该类轻微刑事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管辖，因此试点层级宜在县级，或由较大市级统筹辖区内的基层法院试点。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议案要经过充分的民主审议。[31]See Sotirios A. Barber James E. Fleming,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Basic Ques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p.117—121. [32]纵然有论者秉持《立法法》第13条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宪法》第62条第16项和第67条第22项的具体化这一观点，但是其忽视了超越《立法法》第13条框架的两类授权决定形态。

在第一项授权决定即《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中，授权者毫无疑异地认为其作出授权决定的规范依据是宪法中关于国务院职权的兜底规定，[20]但仅仅停留于此，而没有追问人大授权自身的权源。我们不能机械式地理解宪法条文，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系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规范意涵，其常委会的兜底职权条款可作为默示授权理解。现行宪法总纲第一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第一种模式中最简单的。

[11]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党中央以下的各级党组织所确立的党内法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的法律之下，但各级党组织所立的党内法规在本级人大及常委会所立的地方性法规之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党章就成为最基本的党内法规，由此，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体制就形成了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三法一体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仅仅强调党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领导，而对于什么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可能会有分歧，有些人可能以此否定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军事、社团组织和学术组织等各方面的领导，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十四个方略的头条是非常有必要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确立了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实际上就是党导法规制度，党的组织法规制度、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制度都仅仅涉及党员和党组织，是党内法规制度。

法律最本质的属性是强制约束力，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规的强制性自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第一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宪法中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进行规范，但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没有规范，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章党规管党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导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3]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

变革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即使是法律也就经常变革。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这两种共产党员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变质，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仅需要思想建党，而且需要制度治党以保证其道德性和先进性，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资本主义制度倡导管得越少的政府是好政府，政府仅仅是一个保护性机构，其核心功能是提供保持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框架，使公民能够按照自认为最好的设想安排其生活。

资本主义宪政建立在资本主义政治上并为资本主义政权服务，社会主义宪治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上并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2] 参考林尚立：《论人民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国家法律之上，在国家法律之上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而非党员，否则党员就会成为特殊公民，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现实中，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外部环境的因素，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可能不理想，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质疑的对象，领导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撤换现任政府领导人回应质疑以保证正当性。

党的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规范使得党在宪法之内，全党的运行是在以宪法为依据和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体系中。党员干部有三个身份，既是公民和党员又是党员干部，既要遵循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和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宪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属性角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得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宪法依据，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2] 1.1.2，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17] 柯华庆：《党导立宪制及其合理性》，载于《治理研究》（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量行政法规治国，大陆法系国家也盛行法官实证主义。

将党内法规从国家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党内法规有不同于国家法律的特点。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建构党领导国家和领导人民的党导法规制度，党导法规制度关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程序性。

[2] 参考林尚立：《论人民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国家政权系统中有中共党员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和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中共党员干部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党的领导权纳入到宪法条文之中，与原来仅仅在 序言中以陈述的方式表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隐规则的党导立宪制进入到显规则的党导立宪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变革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即使是法律也就经常变革。宪法不仅仅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是国家的统一大法，宪法通过保证法律制度的完整统一来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宪治应该是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结构，决定了党规与国法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规范使得党在宪法之内，全党的运行是在以宪法为依据和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体系中。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的十四个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就是党的全面领导原则和人民主体地位原则。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从民族关系、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来说都是多元一体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由一个一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体现，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这一点与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执政党相同。[1] 柯华庆将共产党与人民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总结为党导民主制，系统论述参见：《党导民主制：正当性与价值》，载于《学术界》2017年第5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原则：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在国家政权中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由此，启蒙思想家所宣称的自然权利或者人权，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在实践中是让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走自治型法治道路就必然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否定自治型法治道路，共产党的领导与自治型法治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党员领导干部有四个身份，既是公民、党员和党员干部，又是党员领导干部，适用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和专门适用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党内法规。

人民民主原则要求国家一切权力不仅属于人民，而且由人民掌握和行使，绝不允许国家权力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的领导是伯恩斯所说的变革型领导。

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及其党中央确立的党内法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之上，但不得与宪法、党章相冲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十八大四中全会开启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人类法治发展史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16] 党的变革性与法治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党内法规的灵活性来解决。